他升官的速度，肯定会象金通判突破七品，可以做个六品甚至五品官。

说到这，徐知府就不由同情起自己，他明明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官，出身非同凡响，但是二十年宦海沉浮才做了个小知府，现在的顶头上司居然还是个万历三十五年的进士，一想到这徐知府又是委屈又是怨气重重。

他当即说道：“柳县丞说得好，这件事到时候肯定是上下不讨好，上面觉得我们征的米豆太少，下面却觉得我们把口粮都拿走了。”

从理论上来说，登莱的粮产总数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一年的粮产大约是六七百万石，若是遇到灾年，或许会在五百万石的数字上浮动，若是遇到丰年，全年粮产会达到八百万石甚至更高，到时候朝堂上的高人觉得不管是拿走十万石、二三十万石或是六十万石甚至是一百万石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数字，根本不影响大局。

但问题在于，这个数字纯粹是纸面上的数字，就象大明朝的户口数只具有纸面意义一样，虽然有着七八百万石的粮产，可交公的交公，交租的交租，归王府的归王府，还得出售粮食维持日常的家用，所以农夫自己能留下的粮食可以少之又少，很多时候遇到春荒还要拿出银钱去市面购买粮食。

而除去口粮与种粮以及起运米麦之外之外，市面流通的商品粮也就是百来万石。

东三府还是一个陆上交通极其不便的地区，局部区域内的流通物资极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征购三五万石米豆都会引发粮价的剧烈波动，更不要说以接济辽东军食的规模，登州市面上的商品粮完全被一洗而空。

当然，陶道台之所以全力支持登莱海运辽东，也不是纯粹出于私心，现在由于东三府交通不利，万历四十五年、四十六年都是一个大灾之后的丰年，“粟积如山”，有大量的粮食无法运出，导致米价大跌，很多民户因为交不出应当解纳的赋银被迫逃亡，在陶道台的设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