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反对儒家的“礼”（截教的一切统统反对），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韩非自广成子处得知阐教所处的尴尬地位，又总结阐教几次失败的原因，认为先辈之所以失败，乃是因可固守旧的原因。因此，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

韩非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其实，韩非此主张，在反对截教的同时，也暗中显示出自己对师门守旧行事的不满。

而份属阐教的名家则是以提倡循名责实为学说的流派，提倡“正名实”，正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大乱期间，局势动荡、混乱，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强调事物应该“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情走上正确的轨道。

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于“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被其他各家一致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

而墨家的墨翟则属西方佛门，这墨翟乃是释迦摩尼记名弟子。

墨家的主张却是尚贤尚同，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於人不相爱。这倒也符合西方的一贯传统，不论是人是妖，皆可入西方之门，虽说与西方之地贫瘠有关，可也算与通天的“有教无类”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吸引了不少人加入。

在治国方面，墨翟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