诋毁帝国，鼓动骚乱。诋毁皇帝以及皇室的任何言论。

但是好说好歹总算是正式明文规定可以办报了，不用和以往那样天天担心着官府什么时候就来查封了，要知道现在就连帝国中央都是没有和报业相关的法律法规，这能不能办报全凭地方官员自行决定，有些地方的官员开明一些，比如上海，这样就允许办报。

如果地方官员是个顽固保守派，比如一河之隔的通州，现任通州知州是个在正经不过的儒家老顽固了，他虽然学着一河之隔的上海搞工业，大搞机织布产业，但是他却是对所谓的言论控制的极为严格，在他治下你要是敢办报，分分钟那些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就得上门抓人。

除了比较独特的政治环境外，上海当时商贸区和上海县合并以后，原有的商贸区雇员们依旧保持着自己只是雇员而不是官员的心态！

因此你去其他地方可以遇上一个小小的科长就跟你摆官架子，但是在上海这边，哪怕是上海市长萧昌中面对那些商人的时候，都得笑呵呵。

怎么说呢，政治待遇不一样！

你去其他地方投资，那些官员把你当肥羊，见了官员还得赔笑。

但是在上海市这边，那些官员把你当老爷，见了你得赔笑。

虽然上海市的官员们这样做显得没有官威之类的，但是效果却是相当好的。

1859年底的上海，和中国其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着极大的不同，某种程度上来说到了上海，就跟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给人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而这样的上海自然引来了很多人，甚至是内阁高层官员的注意和不满，比如说保守著称的江道泉，他就会上海的很多事看不习惯。

但是这些人不喜欢归不喜欢，但是却是没有一个人敢在林哲面前乱说话的，为什么？

因为1858年，上海一市的税收高达一千七百万，如果算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