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了立身之本。

中国人的职务，向来是上来困难，下来也难，杨锐想象得到，现在肯定有许多人在抱怨，不应该补选自己进入GMP委员会了。

想来，常委办公室的戴志主任，也在后悔为何要分配给杨锐任务。

但这些后悔都没用，国内在有些事情上是很随意，唯独组织任命是相当严谨的，临时工想转正做工人，工人想提干做干部，都要经历许多麻烦，麻烦之处，就在于复杂的手续和过程。正序如此，倒序同样困难，国企的工人偷奸耍滑，撒懒抗命，领导宁愿当一坨屎似的含在嘴里，也难以辞退，所以国企的工人当的久了，都是浑身的油屎。

在下岗之门开启之前，国企的工厂就算是倒闭了，政府也得想办法安排工人。

公务员也不例外，80年代的部委改革，中央为了解决冗员问题，不得不用剑桥牛津，哈佛麻省等世界名校的公费生的名额，来诱使公务员离职，对于有一定级别的干部，还要许诺学成回国以后，重新安置。后来也确实安置了，许多人不止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还因为学历的缘故升职了。

GMP委员会初创，杨锐是第一个做出“不予通过”决定的委员。

对于他的决定，卫生部就算是想不承认，也得拿出切实的理由来。

换言之，杨锐不需要拿出充分的理由来做“不予通过”的决定，因为这是GMP委员会赋予他的权力，而其他机构的任何人，即使是GMP委员会的上级机关卫生部，也得拿出充分的理由，才能反对他的决定。

就制度建设来说，卫生部确实需要GMP委员会这样一道安全阀。毕竟，全国光是药厂就有4000家，卫生部又有多少职员呢？部直属的公务员，总共才400人，他们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也并不是用来判断药厂和药品质量的，最起码，掌握有此等知识和技能的公务员，是非常少的。

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