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思。

刘院长紧随其后，笑道：“在钠钾坡上杀了个七进七出。”

三国的典故再次引起轻轻的笑声，让会议室里一片融洽和谐，同时也证明了学者这种东西，笑点确实够低了。没办法，学术段子毕竟是有点门槛的，又缺乏专精于此的段子手，不像是股市段子，一天听上百八十个，很容易就提高了笑点。

不等杨锐有所反应，蔡教授接着说道：“最让我佩服的……”

他郑重且加重音的，用了“佩服”两个字，稍停，又重新说道：“杨锐，你最让我佩服的，是能且愿意自筹资金做研究，我本以为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想到，竟然让你给做成了，你这是猛虎下山啊。”

杨锐摸着脑袋笑道：“侥幸。”

“确实侥幸。”蔡教授这一次把表情放严肃了，道：“这一次是让你给做成了，咱们自然可以笑呵呵的回忆一下过程，但你就没想过，自己做失败了会怎么样？”

会议室里重新陷入了沉默。

混日子的科研可以很轻松，渴望成功的科研却可以变的很残酷。

某些时候，向着成功奔跑，意味着进入残酷到令人无力的世界。

而最普遍的残酷，就是科研经费的残酷。

没有科研经费是做不了科研的，这一点，经历了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的科研人员们，心里都清楚。当然，在政府的宣传中，的确是有一些科研人员，用很少的经费，做出了很大的成果，但那就像是彩票中奖一样，在全国范围内是有可能的，却永远是无法保证的。

10年前，北大的陶其敏教授，之所以在自己身上试打了中国第一支乙肝疫苗，无非是弄不到几十万一只的大猩猩。而之所以需要试打，是因为他们已经做出了乙肝疫苗，只需要最后一步的试验，就能制造出当时中国最需要的疫苗。

然而，他们终究没有得到那只大猩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