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大学生们纷纷点头，自觉的充当起了陪审团的角色。

耿健像是被卡住了喉咙的猫，急的眼睛都红了，但他还是在压力下转着脑筋，尽量跟上了少妇的节奏，说道：“我没看到你，怎么躲得开，你也说你拿着花瓶了，你还往这么多人的街道来做什么？”

说到这里，耿健的思路也清晰了，又道：“你刚买的花瓶，到学校跟前来做什么？”

少妇却是早有准备，一边扯着耿健，一边指着前面道：“我家住学校跟前，我回家都不行？大学生了不起？大学生还管我回家不回家？”

“你家在哪里？”一名热心的学生问道。

少妇冷笑两声，道：“看到前面那栋两层楼了吗？下面的小卖铺就是我开的，

耿健再次惊慌了，进而也有了自我怀疑：莫非真的是我碰的？

转念，耿健反而决定不能承认：620块太多了，赔起来要赔死人的。

尽管现在的北京工人的年均工资有2000多元，但这是中国首都最伟大的工人阶级的收入，在下岗潮汹涌之前，工人工资是远高于中国人收入的中位数的。

再者说，工资并不能简单的转化为可支配收入。即使是双职工家庭，每年的开支也很高，单职工家庭就更不用说了，2000多元少说要吃掉一半。

耿健家在农村，条件在当地不好不坏，但供养一名北京的大学生却不轻松，以至于每个月只能给耿健10元到15元的生活费。

加上学校的补助，耿健的月生活费也就是30元左右，比很多地方大学的学生多一点，但肯定比北京的学生要少的多。

600元的花瓶，耿健不知道要赔到什么时候。

少妇见耿健不言语了，却不给他思考的机会，用力拉着耿健，道：“我要找你们校领导，花瓶你赔不起，让你们学校赔。”

连带责任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