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个年代，一些著名的教材已经卖到了数百万的销量，只是此时的作者收不到多少钱，使得市场生态体系一度萎缩了。

而在80年代，高考比研究生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加起来还重要，却没有专业出版社参与竞争。

史贵终于从每年2万元利息的沉重压力下挺了过来，再见到杨锐请来的学生处处长，已是有了些老板派头。

有35万元傍身，没有派头也照出了派头。

杨锐在席上绕了一圈，只当自己是个介绍人，猛吃一通即离开，留下史贵和他们谈论细节。

杨锐回到实验室继续做实验，写论文。

他对分子机理本身的兴趣一般，并没有想要深入研究的意思，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学术方面的东西，哪怕是一条岔路，也够人走一辈子了，除了基础学术，大部分的路线，都只能浅尝辄止了。

除此以外，杨锐也在做着基因组学的重复实验，然后写成论文，一篇篇的投出去。

到了北大，杨锐的眼界也拓宽了。

在西堡中学的时候，杨锐还总是担心实验室的条件不能完成实验，更担心自己的论文数量和实验速度超过了常人。

但在北大，这里原本就是超过常人的地方。

虽然同学中不免有正常人，有喜欢玩耍或者喜欢诗歌的家伙，可在实验研究方面，这里的正常本身就是超常态的。

就杨锐所知，已经有大三学生一个月就发表了四篇论文的事例，而就世界范围来说，一年发表上百篇，十年发表上千篇论文的狂人亦是大有人在。

三篇一天论文，其实和写作业写实验报告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即使是身为老板，手下有多名实验员驱策，那也是相当不易的。

杨锐因为省去了设计实验方案这个最难步骤，总是一口气做多个实验，鲜少顾及别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