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三年又三年，又是一年的大之年到了。

与十年前相，京师的街道变得更加宽阔整齐，整个城市的建设，也终于有了“规划”的概念。一批在皇家书院接受定向培训，并且进入衙门从事实际工作的“杂事官”，让整个京师的官府运作方式，与过去有了明显区别。与当年相，如今的京城官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负责世界观，一部分负责方法论。

虽然杂事官的出现，难免让人想起曾经一度成为大明官场毒瘤的“传奉官”，但是与那些人相，现在的杂事官终究是有功名的读书人，算是官场内部矛盾，不至于到刺刀见红的地步。再说这些杂事官里很有一批出身于勋贵之家或是世家大族还有一些是巨商大贾的子弟，背后都有人站台，你要说他们不好，也得做好承受反扑的准备。加这些人确实做事有能，官场暂时也只能选择接受。

杂事官的群体里，还混杂着不少宗室子弟，自从宗藩条例实施，已经有六十七名宗室子弟成为杂事官，如果算外放的官员，加起来已经超过一百五十人。他们不能接触兵权、财权，便只好做些杂事。好在现在出来读书的宗室子弟，都是依赖江陵新政分到田地的穷宗室，不以杂事官为耻。顺带这种事务性工作，有不少捞钱的机会，他们工作积极性很高。

讲道理讲思想的人依旧存在，只不过干活的官增加了，从大体看，对于国家显然更加有力。即使在去年，万历天子不幸炭毒不能视事之后，朝廷也能顺利的运转，太皇太后二次临朝，与怀抱幼主的郑太后形成双凤监国的局面，天下依旧太平无事，便是最好的证明。这当然要得益于之前的十年里，张居正、范进翁婿新法的推行，以及对藩王、实权武臣的打压，让天下失去再次靖难的能力。是以即便是有些人蠢蠢欲动，但也很快平息下来。

这十年时间里，大明朝的发展算是迅速，但是一些人也闻出了不寻常的意味。张居正于去年坚持辞官，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