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辈在经济上，就是所谓“无赖”，他不能勤事生产，欲惩治之、感化之极难。只有在军队之中，规律最为森严，才可能约束他，使之改变(当今社会也存在类似情况)。

这种人在军队里呆上10年到20年后，已经过长期的训练，大多数人的本质会改变，可以从事生产，变做一个良民了。

这也是从北宋开国到南宋灭亡，终宋三百年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一个原因之一。就算有反，也没出去一省之地。

遇饥灾之年，收乡壮以充禁军。想想，年轻的刺头儿都被收走了，老百姓还怎么反？

而从经济上说，本来就宜于分业，平民出饷养兵，全不过问战事，对经济建设是有益无损的。若实行府兵制，则举国皆兵，实至今日乃有此需要。

可兵若真能御敌，平民原不需全体当兵。所以说，募兵之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其相当的价值。

大宋立法有其深意，只不过所行不能副其所期，利未形而害已见罢了。

而刚刚说到番戍的问题，兵力的逐渐**，番戍之制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不便于指挥统驭。

而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习地形，又和当地的人民没有联络，三年番代一次，道途之费却等于三年一次出征，劳财何其之巨？

更重要的是，每逢水旱偏灾，又多以招兵为救荒之策，于是兵数递增。

宋开国之时，不满20万；太祖末年，已增至37万；太宗末年，增至66万；真宗末年，增至91万。

仁宗时，西夏兵起，增至125万。后虽稍减，仍有116万。

欧阳修说：“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远至吴、楚，莫不尽取以归京师。安然无事，而赋敛之重，至于不可复加。”

养兵如此多，即使能战，也存在危机，何况并不能战，对辽对夏，都是隐忍受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