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夏天相当炎热，渝市万县太白岩脚下，一株黄桷兰树前围着一群市民，大家都仰着脸瞧着树干上粘贴的布告。

布告上说：《红岩》杂志社征求文学作品，每千字五元起，下面盖有鲜红的大印。

五块钱，可以买三斤猪肉，或是十斤鸡蛋。

作为川东门户，万县地区的月工资水平在30元到60元之间，这是城镇里的水准，乡村地区更低。

而一本《红岩》杂志要四毛钱，并不便宜，尤其是围着的人大多穿便宜的蓝灰色化纤、粗布。

然而，布告面前，有不少定期购买《红岩》杂志的市民，当然也包括其他文学杂志，比如《当代》、《昆仑》以及《川省文学》……

这是一个《安娜卡列尼娜》这种严肃文学动辄卖出几百万册的时代，大量“纯”文学杂志得以畅销，广大群众对文学的热情难以想象。

即便物质再怎么贫乏，人们也舍得购买一些消遣。

不少家庭省吃俭用也要买收音机和电视，它不单是人的饥饿问题，而包含了对精神世界的复杂追求。

——

余切从人群中挤出来，找到他那二八大杠，拨了下铃，匆匆往邮局骑去。

他要寄送的，正是这次征文的投稿，一篇名为《天若有情》的中篇小说，十来万字。

得益于刊物和出版条件的变化，大量二三百页页码的文学期刊创办，中篇小说很吃香。

比如管谟业的《红高粱》、李存宝的《高山下的花环》，阿成的《棋王》，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稿费也很不错。作家在这时候是有钱人。

余切有个四十年之后的灵魂。

上辈子他是小有名气的网文写手，正在攻读自己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前身则是复读两次考燕大却总是棋差一着的同名同姓倒霉蛋，于高考前夕眼前一黑，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