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这种临时性的政策。

在倭寇消退后，成文的明令只是禁止“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

这里的违禁货物在大明律中有一个名录，只有“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各项。

显然，还只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至少三桅以下的船，以及违禁外的货物，是允许贸易往来的。

基本态度就是，海贸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要防倭。

到了永乐年间，便开始“发票”，也就是登记发放许可证，才会允许船只出海贸易。

譬如福建，将朝贡与海商出海分开管理——“福建市舶专隶福州，惟琉球入贡一关白之，而航海商贩，尽由漳、泉，止于道府告给引文为据。”

而没有拿到票号的小商民，连远洋船都不能拥有，一律改为不能远洋的平头船。

到这里，实质上就是在压制民营海商，主要目的也很清楚，为官营让步，搞垄断嘛。

基本态度就是，我知道海运很好，所以只能我自己搞。

正因如此，同时期的郑和就搞得如火如荼，官船更是频频出海。

但郑和之后，海贸的风向，便急转直下。

一说此事招引倭寇，侵犯边防，一说海贸亏本买卖，劳民伤财，甚至有说朝实物完税，海贸动荡税基的说法。

于是，宣宗皇帝以下，真就信了这些进言。

连官营海贸也不再提及，只能眼巴巴等着外藩朝贡，堪合贸易。

等到成化年间，宪宗再想搞海贸揽财的时候，立刻便是群议汹涌。

兵部尚书刘大夏，干脆说出了郑和下西洋害死了上万人的说法——“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夺宝而归，于国家何益？”

此时的朝廷，基本态度已然变成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