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摆到他面前了，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否定贾部长的意见。在常友连的记忆里，过去的组织部长谈到干部时，从来都是只说具体人，除了他交办的提拔的对象，组织部汇报的方案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组织部长个人意见，当然，作为市委书记，他也不可能把所有提拔干部的大权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因此，组织部长就成了提拔干部的最大权力者。

常友连推掉了秘书长的预约，继续和贾士贞的谈话。

贾士贞说：“首先，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就能比其他部门的同志水平高、能力强？这么多年来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凭关系调进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近亲繁殖。所以，不能排除有些人文化水平低、能力差。同样，把考察干部的生杀大权交给这样的人，找什么人谈话，别人谈什么，他记什么，怎么记？权力全在他们手里那支笔。至于材料怎么写，领导根本不知道，而形成的考察材料却成了提拔一个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这其中的奥妙可想而知了。正因为我在省委组织部干了八年考察干部工作，体会太深了。所以我不仅要揭开考察干部的秘密，更主张彻底改革这种考察、选拔干部的办法。当然我知道，我这样做，要触及许多人的既得利益，特别是现有的组织部内部的一些人的利益，阻力之大，困难之多，可想而知。还有，正因为组织部门的权力过大，人们往往羡慕、嫉妒，却又渴望进入组织部。一个普通的工厂工人，因为某人的关系调进组织部了，几年后，当上了科长了，就必然提拔成县级领导。而和他同期的工人，成了下岗工人，就是机关里的那些表现突出的科级干部，又有几个能选拔到县处级的呢？这难道不是我们当今吏治上的弊端吗？干部人事制度不改革行吗？”

“士贞，”常友连说，“我没有在组织部门工作过，你说的这些我体会不深，也没有细心研究过，听你这么一说，确实如此。是啊！就是现在，我这个市委书记，算是有一定权力的领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