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书中有些东西小子不甚了解，所以想请国公赐教。”

朱高煦开门见山的询问，引得傅友德好奇：“不解，是什么？”

“您看，小子不解的地方就是这個军户逃亡的问题。”朱高煦拿起了书，指着其中内容询问傅友德。

傅友德低头查看，这才看到本页书写的是洪武三年底，大都督府给内廷的报告。

【丙子，大都督府言：“自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终，军士逃亡者计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人。”诏天下诸司追捕之。】

在这段简短的记载中，明军从朱元璋受封吴王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的时间里，全国军士逃亡数量已经达到了四万七千九百余人。

这种逃兵现象让大都督府警惕，傅友德也认为要严加治军，而在后续的记载中，朱元璋下达了制度化清查逃兵与缺员的行动。

先是制订连坐的条例，军士逃亡军官负责，接着派出专人领导“清军“工作，后来又在全军编造“清勾册”，清查军士员额，形成明代“清军”制度的雏形。

如“小旗逃所隶三人，降为军。上至总旗、百户、千户，皆视逃军多寡，夺俸降革。其从征在外者，罚尤严”。

此外，洪武十六年，朱元璋又命五军府檄外卫所，速逮缺伍士卒，给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之。

十七年，兵部尚书俞纶也上疏，称“京卫军户绝者，毋冒取同姓及同姓之亲，令有司核实发补，府卫毋特遣人”。

二十一年，朱元璋又诏卫所核实军伍。

可以说，从吴王元年到眼下，这二十几年的时间中，明军军户的逃亡是一直持续的。

如果在不懂明代军户制度的人看来，这恐怕是朱元璋苛虐军士后，军士们集体反应的体现。

毕竟洪武三年正是大明朝高歌猛进，实施第二次北伐的一年。

这一年左路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