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外加200多人的搜寻队伍，就在这三公里的地面上进行地毯式的搜索，整整几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直到这天下午六点半时，路北方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电话是前方现场指挥的公安局副局长唐中山打来的。

这让路北方精神一振，接过电话便听他在电话中道：“路指挥长，人找到了，在棵树上。”

“在树上？”

“对，在树上，人已没了，是用一根藤蔓上吊死的。由此可以推断，他极有可能就在进入村庄偷红薯时，知道自己被发现，而且可能听到警犬追踪，知道无路可逃，因此便上吊死亡，自我了结。由于身体凉了，这也是无人机热成相都没有扫描出来的原因！”

路北方听到这话，没有一丝喜悦，相反，感到心情特别沉重。

事实上，在追捕的这两天里，他也一直在反省这件事情。

路北方细细地思量这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深知这都是几个权利操控人胡乱行使权利，监管部门却疏于漏洞的管理而造成的。

而且，经过这件事，他知首者，基层的矛盾，远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

当然，在反思这件事的时候，路北方也知道，自己在清风林场推行的200亩山场免费给林场职工种药材，以换取他们身份的安置，也是这事件的诱因。

只是，并不是200亩山场免费租给林场职地种药材这方案存在问题，而是在落实分配这方案的时候，分管领导、副县长林以松，主管单位领导，林业局局长邓易云，都未能履行管理职责，草率地让林场自行分配山场，导致方案未能公平公正落实。

这件事情，明显暴露林场场长匡君博、副场长江明喆权为我用，权为亲朋好友用，这才酿成今日之惨案！

当然，这也为路北方以后走上更宽广的官路人生，汲取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