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劳力，到最后所得却也不多，其获利之大头，往往都贡献给了官府。

外加那张“盐牒”，分量也是不轻。只因各地官府，对于“盐牒”之发放都有名额限制，商户为了逐利，往往不惜高价竞买，是以在一些富庶州府，一份“盐牒”甚而已竞价到了万两白银之上。

如此一来，官府不用涉足经营，仅通过发放“盐牒”，便获取了大量白银，又通过开具“盐引”，向商户抽成一半，更是能抽拔到每一笔官盐买卖的巨额盈利。是以，盐税便成了各地官府的一项重要税收来源，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百姓富庶，海盐晒制便利，盐税更是丰厚无比。

而杭州府恰处于东南沿海之地，它既是大乾最为富庶的四府之一，又因山海之便，本地就开建有盐厂，所晒制的海盐乃是闻名天下的精白盐。按理来说，杭州府的盐税数目应当是整个大乾之翘楚才对，然而多年来，这里的盐税也只是比其它州府略多一些而已，收成好的年份有七、八十万两，若是寻常年份，就只有六十余万两白银。

饶是如此，若吴文龙能将这六十万两盐税尽数上交于国库，则无论魏王还是朝中言官，便已无话可说，可他为官近一年，却只实收了区区五万两银子，这如何能说得过去！

李秋在这三日中，已命人多方打探，发觉整个杭州府的食盐生意，都已被杭州分水堂所垄断。

分水堂垄断的非但是所有食盐的运送与买卖，甚而连盐厂的管辖也由他一手掌控，如此一来，自杭州府进出的食盐，已分不清“官盐”还是“私盐”，反正都成了分水堂的盐……

也就是说，所有从杭州府进出的盐，其买卖之获利已尽数进了分水堂之腰包。之前杭州知府洪文堂上交国库之所谓盐税，无非是分水堂与洪文堂商量好的一个数目而已。

依照此情推理，李秋自然就已猜到，想必是那吴文龙不肯就范，坚决不肯与分水堂合作，是以便惹恼了对方，竟至于只收上来五万两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