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警务工作者，亚瑟深知审讯犯人的基本要领。

赫斯特之所以一开始嘴硬，无非是觉得他的背后是一个群体，而自己身为群体的一份子，自然会受到保护。

但可惜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只是一种错觉而已。

只要能够拿出一些证据和问题，让他认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与群体剥离，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能够扛得住问责压力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

而且那种人大多不会干出在公务账单里单列一项‘医疗保健’支出的事情。

毕竟就连伯尼·哈里森先生这样的人去花天酒地也知道要花自己的钱，而不是在他任职的下院外事委员会的预算里动心思。

不过哈里森不这么干也未必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在伦敦实在是排不上号。

而港务局长至少在利物浦的这一亩三分地上能算得上是个头面人物。

至于在港务局内部，赫斯特局长更是可以做到说一不二的，而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基本也算是各部门一把手们的通病了。

面对亚瑟抛出的问题，赫斯特很快就嗅到了一股‘我不是针对在座的各位，我就是单独针对你’的不妙气息。

面对着头顶上挂着‘大法官厅和海关总署’两块衙门牌匾的亚瑟，赫斯特猛然惊醒，他终于意识到了，这里可不是被他视作安全屋的利物浦港务局。

而不安全感也进一步激发了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他很容易的就想清楚了一个道理——个人的最佳选择并非团体的最佳选择，反之亦然。

替利物浦协会挡刀子固然可以为他赢得当地乡绅的支持，但是如果海关总署因为账单问题把他从局长位置上撸下去，他要支持又有什么用呢？

势利眼是一种人类改不掉的恶习，人走茶凉更是放之世界通用的规则。

难道他还能指望这帮逐利的商人记住他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