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近几次北方零星的北下掠夺，都被九边军队用火炮和火枪挡住了。

明廷的九边军队还不算是新军，只是用上了新式装备和武器，用了新式的操典。

明廷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对比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所有人都看到新务的好处，张居正自然也不例外。

这也是为什么张居正也要推进新政，甚至将苏泽的《三经新注》改头换面，搞成自己的学说出版推行。

但是张居正能够接受的极限，也就是《三经新注》了。

苏泽的学说也在不断的进步中。

苏泽在世博会上的公开讲话，已经公然讲出了“先贤不足法”的话，这已经是否定了先贤文书的神圣性，苏泽新的文章已经不再从先贤的典章中寻求法理性和合理性了。

这其实也是正常的，东南的法理本来就是“主权在民”，既然是主权在民，那先贤所说的就不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更不是奉为圭臬的圣言，而只是先贤根据他们自己所在的时代，提出解决那个时代问题的方法和学说。

如今这个时代已经和先贤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先贤没有遇到过现在的问题，他们的指导也不再是绝对正确的。

当然苏泽这一套新理论在东南也是激进的，可确实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东南的读书人。

而他自身又是当世文宗，他这套理论也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追捧。

但是对于底色是保守的北方明廷来说，苏泽这一套主权在民的学说就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而为了科举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的读书人，更是无法接受推翻先贤圣言的理论。

所以张居正推行的新学，也就到《三经新义》为止，删除了有关“主权在民”的论述，只是增加了一些限制君权的内容。

这就是北方明廷改良的新学，苏泽对于张居正篡改抄袭自己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