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主也只能认下苦果。

而东南的商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则会找到到官府衙门，请求官府给他们做主。

何心隐并不觉得东西方的区别有什么高低之分，只能说这是因为政府权力的区别，造成的义务区别。

或者说如今西方这一套东西，在这片大陆上也曾经出现过。

比如汉初黄老治国思想下，吕后到文景时代的轻徭薄赋政策，也是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

可是无为而治，并不代表就能保护普通百姓的利益。

文景时期虽然国家得到休养生息，但是也让豪强大族开始扩张。

这也很容易理解，在更缺乏管制的社会中，自然是强大的个体会积累更多的优势，劣势的个体则会被欺压。

大官府自然也不全是好处。

无限权力的大官府，自然也要承担无限的义务。

可是要享受权力容易，想要承担义务难。

权力和义务对等，这也是何心隐在立法的时候秉持的基本原则。

看来西方的经验不管用了，金融和保险的问题，何心隐没有任何参考的经验。

大都督提出的保险准备金的问题，确实是财政上解决保险暴雷问题的方案。

可是需要一个监管保险行业的部门，就需要更多的人员和更多的经费。

如何制约这些官吏的权力，这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而何心隐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人员和经费到底应该谁来承担？

普通百姓和保险八竿子打不到关系，官府收上来的赋税却要供养这些部门的人员。

而且凡是涉及到保险这种和钱有关的行业，必然是非常专业和复杂的，这对于官吏的要求也是极高的。

也许别人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何心隐更关心的还是权力和义务的问题。

普通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