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生活过和生活着的地方，置身于他们小说中所描写过的环境，一种亲切的感觉还是油然而。格拉斯和伦茨，他们对我的吸引力比德国这个国家对我的吸引力还要巨大，如果能见到他们，我想这会成为我的隆重的节。

进入90年代之后，出国已经不再是文坛贵族的专利，作品被翻译成外文，也不再是一件稀罕的事。偶尔也能听到某个中国作家的作品的外文译本在国外获得了这样那样奖项的消息，但中国作家在海外的影响与外国作家在中国的影响比较起来，还是微乎其。

90年代末，我频繁出国，去促销自己的书，去参加文学的会议，尽管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还不能与西方的文学抗衡，但情况较之80年代我去西德时，显然有了好。譬如我的《红高粱家族》的意大利文本，仅精装本就卖了万余册，法文版的《丰乳肥臀》出版三个月就卖了八千册，这样的数目尽管与畅销书不能同日而语，但一部中国作家的小说，在意大利和法国这样人口不多的国家，能有这样的销量，已经是很令人满意。即便在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很多小说也只能卖出几千。

去年我的小说《酒国》的法文版在法国得了一个文学奖（LAURE·BATAILLON），我去领奖时通过翻译与参加这次评奖的一个评委沃洛丁进行了简单的交。他本身也是法国的一个很优秀的作。他说这次评奖进入了最终决赛的三部作品都是中国作家的，一部是高行健的《灵山》，一部是李锐的《旧址》，《灵山》为高行健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旧址》也是被很多汉学家赞扬过的作品，但评委们最终却选择了我的《酒国。沃洛丁说，他们认为，《酒国》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文本，尽管它注定了不会畅销，但它毫无疑问地是一部含意深长的、具有象征意味的。这样的评价通过一个法国作家的口说出来，真让我感到比得了这个奖还要高。因为我的这部《酒国》在中国出版后，没有引起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