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那个与张老师坐对面的姓尚的女老师非要我跟她打乒乓球，我说不打，她非要打，张老师也要我打，我只好打，一打，裤子就掉。那时我穿的是笨裤子，一掉就到了脚脖。尚老师笑得前仰后合，说张老师你这个爱徒原来是个小流氓……

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腰带和裤裆始终是个恼人的问。大概是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五一劳动节学校开运动会的作文，张老师大为赞。后来我又写了许多作文，都被老师拿到课堂上念，有的还抄到学校的黑板报上，有一篇还被附近的中学拿去当作范文学。有了这样的成绩，我的腰带和裤裆问题也就变成了一个可爱的问。

后来我当了兵，提了干，探家时偶翻箱子，翻出了四年级时的作文簿，那上边有张老师用红笔写下的大段批语，很是感。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与张老师闹翻了。我被开除回家，碰到张老师就低头躲过，心里冷若冰。重读那些批语，心中很是感慨，不由得恨"文化大革命"断送了我的锦绣前。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如果保留下来，没准还能被将来的什么馆收购了去。

辍学当了放牛娃后，经常忆起写作文的辉。村里有一个被遣家劳改的"右派"，他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毕业生，当过中学语文教。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经常在一起劳。他给我灌输了许多关于作家和小说的知。什么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选进了高中教材啦，什么作家下乡自带高级水啦，什么作家读高中时就攒了稿费三万元啦，什么有一个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车上见到他的情人在铁道边上行走，就奋不顾身地跳下去，结果把腿摔断了……他帮我编织着作家。我问他："叔，只要能写出一本书，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他说："岂止是不用放牛!"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讲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的。大概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当一个作家。别的不说，那一天三顿吃饺子，实在是太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