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后，我与成了一级厨师的冯结巴冯飞扬在火车上邂逅相遇。他又白又胖，穿着一身呢子制服，手腕上戴着一块足有三两重的大手表。

通过简短交谈，我知道他后来在舅舅的安排下，去了滨海油田，成了正式工人，先当炊事员，又进烹饪技校，去过香港、新加坡，回来评上一级厨师，娶了党委书记的女儿，生了一个胖儿子。话题自然转到棉花加工厂，他说：

“那时过的真是狗都不如的日子，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很知足。你不知道我们家当时有多么穷。别人还从家背点玉米面投到食堂里，正儿巴经地拿着粮票打几个窝窝头吃，我们家里连地瓜干子都吃不上。背着人，啃点菜团子，喝点开水，就算一顿饭。看到那些正式工吃馒头，馋得我呀，他妈的，眼泪鼻涕一块儿流。不瞒你说，有一次，实在饿极了，我跑到榨油车间去喝过棉籽油，一次喝一铁瓢。肚子受不了，肛门没了约束，不知不觉就流了油……”

我们一起笑了。

这小子现在是头发乌黑，像在油里浸过一样。我们忆着苦，思着甜，话题自然转到方碧玉身上。

“她死得好惨……”我说，“那么好的一个人，落了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你认为她死了吗？”冯结巴问我。

“怎么？难道她没死？”我惊异地问。

“她死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永远不会忘记！”我说，“她死于那一年的一月二十五号，那天正好是腊月二十三，‘辞灶日’，过小年。”

“我认为方碧玉没死。”冯说。

“她的身子都被清花机给打烂了，你还说她没死。”

“她没有死，像她这样的女人决不会自杀！”

“别说梦话了。”我说。

“你还记得那个被皮辊绞死的女工吗？”

“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