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沟，用葫芦头做成播种器点播。从1967年至1981年，我爹那一亩六分地，像一枚眼中钉，如一根肉中刺，插在人民公社广阔的土地中央。我爹的存在，既荒诞，又庄严；既令人可怜，又让人尊重。在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重新当了支部书记的洪泰岳还动过几次消灭最后一个单干户的念头，但每次都被我爹顶回来。我爹每次都把那根绳子扔到他的面前，说：

“把我吊到大杏树上吧!”

金龙原以为依靠着我的人社和成功地排演了一台革命样板戏，就可以使西门屯成为全县的典型，而一旦西门屯成了全县的典型，他这个带头人就可以飞黄腾达。但事情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发展。先是他与我姐日夜企盼着的小常并没有乘坐着拖拉机前来指导排戏，不久后又传来小常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被撤职的消息。小常一倒，我哥的靠山就倒了。

清明过后，东风渐起，阳光和暖，阳气上升，向阳处的积雪融化殆尽，道路翻浆，遍地泥泞。河边的柳树开始泛绿，院子里那棵大杏树上，也显出了花的微弱信息。在这些日子里，我哥焦躁不安，如同一只关进笼中的豹子，在院子里上蹿下跳。杏树上那个木板高台，是他停留最多的地方。他站在那上边，依靠着黑色的树杈，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因为过量吸烟得了喉炎，便不停地咳嗽，清理喉咙，并毫无教养地往树下吐痰，犹如一摊摊鸟屎从天而降。我哥的目光，迷茫而空洞；我哥的神情，寂寞而惆怅；我哥的处境，孤独而可怜。

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我哥的处境愈加艰难，他还想继续排演他的革命大戏，但群众已经不听指挥。几个出身赤贫的老农，对着呆在杏树上抽烟的我哥说：

“金龙司令，您是不是该安排一下农活了?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工人闹革命，国家发工资；农民要活命，只能靠种地啊!”

说话间，就见我爹挑着两箩筐牛粪，从大门口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