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飞轮高速运转，看起来竟像木然不动似的，但机器的颤抖和烟筒里打出的黑烟告诉我这一次是真的发动起来了。在这个滴水成冰的上午，我必须跟着她去县城，沿着结了冰的道路，迎着刺骨的寒风。母亲进了屋，穿上了她那件白板子羊皮袄，腰上扎着一条牛皮腰带，头上戴了一个黑色狗皮帽子，手里提着一条灰线毯子。这条毯子当然也是我们收来的废品，母亲的皮袄、皮带、皮帽子也是废品。她将毯子扔到高高的车顶上，那里是我的位置，毯子是我避寒的物品。母亲坐到驾驶座上，吩咐我去打开宽大的大门。母亲的大门是村子里最气派的大门，这个村子建立百年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气派的大门。这是两扇用厚达一厘米的钢板和坚硬的三角铁焊起来的大门，机关枪也未必能打透。大门上刷了一层黑漆，还安装了两个黄铜的兽环。这样的大门让村子里的人敬畏，令叫花子望而却步。我开了那把母亲的铜锁，使足了劲儿将大门往两边拉开，街上的冷风猛地灌了进来，我的身体一下子就凉透了。我顾不上考虑冷的问题，因为，我看到，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牵着一个约有四五岁的小女孩，从牛贩子们牵着牛进村的方向慢吞吞地走了过来。我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然后便是嗵嗵地狂跳，还没看清他的面孔我就知道是父亲回来了。

五年不见，朝思暮想，每一次都把父亲的归来想象得轰轰烈烈，但父亲真的归来竟然是这样的普通平常。他没戴帽子，一头油腻的乱发上沾着几根麦秸草，那个小女孩头发上也沾着麦秸草，仿佛他们是刚从麦草垛里钻出来的。父亲的脸有些浮肿，耳朵上长满冻疮，下巴上生着一些黑白夹杂的胡须。他的右肩上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黄色帆布挎包，挎包的背带上拴着一个白色的搪瓷缸子。他穿着一件油腻发亮的旧式军用大衣，胸前的棕色扣子掉了两个，但缝扣子的线头还在，扣子的痕迹清晰可见。他穿着一条看不出什么颜色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高的牛皮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