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北风呼啸的早晨，炉子里的火发出呜呜的叫声，最下边那节铁皮烟囱烧红了，灰白的铁屑层层爆裂，墙壁上的霜花变成了明亮的水珠，汪在墙上，欲流不流。我手脚上的冻疮发起痒来，耳朵上的冻疮流出了黄水，人被融化的滋味实在是难受。母亲用一个小铁锅熬了半锅玉米面粥，从窗外的咸菜瓮里捞上来一块腌萝卜，分给我一大半，她自己留下了一小半，这就是我们的早餐。我知道母亲在银行里起码存了三千元钱，做烧肉的沈刚家还借了我们二千块，月息二分，利滚利，驴打滚，货真价实的高利贷。有这样多的钱还吃这样的早餐，我的心里怎么能痛快。但那时我是个十岁的孩子，根本没有发言权。有时我也发发牢骚，但母亲满面愁苦地盯着我，接着就骂我不懂事。母亲说，她这样节俭完全是为了我，为我盖房，为我买车，很快就要为我说媳妇。她还说：

"儿子，你父亲那个没良心的，扔下咱娘两个跑了，咱要干出个样子让他看看，也让村子里的人看看，没有他咱们比有他过得还要好！"

母亲还教育我，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人的嘴，其实就是个过道，鱼肉和糠菜通过这个过道之后，其实都一样。人可以惯骡子惯马，但不能自己惯自己，要过好日子，必须与自己的嘴作斗争。母亲的话似乎有她的道理，如果我们在父亲出走后的五年里大吃大喝，我们的大瓦房就不可能盖起来。住在茅草棚里，即便满肚子肥脂，又有什么用处？她的理论与父亲的理论截然相反，父亲肯定会说：满肚子糠菜，即便住在高楼大厦里又有什么意思？我举双手赞同父亲的理论，用双脚踩践母亲的理论。我盼望着父亲能来把我接走，哪怕他让我饱食一顿肥肉后再把我送回来。可我的父亲，只顾自己和野骡子姑姑在一起吃肉享福，已经把我忘记到九霄云外。

我们喝完了粥，伸出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根本就用不着刷洗。然后母亲就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