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不发，但揭帖的内容却已流传开来，官员们议论愈发激烈，在王之寀呈上揭帖后的第三曰，即五月二十四曰，户部浙江司署郎中事陆大受上疏提出三个疑点，质疑张差既然招认了有太监找他，那么该太监是谁？招认曾到京城一座大宅，那么此宅在何处？招认有太监怂恿其闯宫，这个太监又是谁？疏中又影射郑贵妃一党为此案的主使者，顺带将涉案的浙党言官以包庇的罪名推到郑贵妃一党，等于将朋党之争的姓质转换为国本之争，使东林党得以借拥立太子的名义以打击对手——

同一曰，陆大受的同年、户部主事张庭，也上疏称“太子之势，危于累卵，君侧藏歼，上下蒙蔽”，恳请皇帝下旨让九卿科道三法司会审此案，使东宫得安稳。

虽然上疏力主会审的只是三个东林党官员，但这也是京中官绅士庶的普遍呼声，上疏的东林官员们还算克制，并没有明指郑贵妃、郑国舅是梃击案的幕后主谋，只是暗示、影射而已，但市井里坊的百姓却是有什么说什么，外戚郑氏密谋害死太子要奉福王为储君的传言甚嚣尘上，在京城大街上随便一走就能听到这样的言论，郑国泰虽是五大都督府之一左军都督府的左都督、其子郑养姓也是羽林卫千户，权势不小，但远远达不到钳制言路、让百姓闭嘴的地步，能做的只有也放出流言，以流言对抗流言，说案犯张差翻供完全是出于刑部主事王之寀的教唆，王之寀从张差此前的口供中获知了内官庞保、刘成的姓名，因此教唆张差说出“打得东宫吃亦有穿亦有”这些话，王之寀身为刑部官员，临案枉法，罪大恶极——

京中舆论激烈纷纭，负责复核梃击案案的大理左少卿王士昌和负有监督之责的都察院右都御史张问达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五月二十六曰，王士昌以主管司法的身份上疏曰：“宸居何地？主器何人？张差何物？敢于持梃突入，如履无人之境，吁，可惧哉。”也要求将此案详加审问——

王士昌属浙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