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喜欢用吏才,这让他们不满,放着那么多举人、进士不用却要用这些吏。

其实他们有这种观点并不奇怪,官场上有句话是说‘夫富者不为吏,而为吏者皆贫’,这说明官与吏的身份差别一般与经济地位的高低联系在一起的,由于高官ri益为科举出身的人把持,官与吏在身份地位上的差距便进一步拉大了。但胥吏毕竟还有借以维生的刀笔,如果再不顾廉耻地舞弊弄权,或与贪官狼狈为jian,勒索欺压百姓,照样有发财机会,而宋出现了严重的冗官冗吏问题,各级衙门的官员多满足与尸位素餐,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也为胥吏夤缘为jian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也令吏的名声更臭,惹人痛恨。

赵柽喜欢吏才却也与他出身‘草根’有关,他虽然重视文化人,但当时身边却无那些有官身的人可用,而他用的人多是读书未必多,但办事却很jing干,也没有什么儒家教化的束缚。用这样的人,先是觉得心应手,事情交办下去,往往完成得又快又好,其次是他们一般不会纠缠儒家所谓‘以道事君’的套套,基本抱持实用主义态度,以君王之是非为是非,不会在其耳边聒躁言不及义的高调。

另一个原因便是赵柽对宋代这种科举制度保留看法,前世他记得自己刚刚会记事就开始饱受‘学习’之苦,可这一切就是为了应付现代的科举制度‘高考’,而谁都知道大学生多的都臭了街啦,好工作找不到便又一窝蜂的考公务员去当官,可这些读了十多年书人学的那些东西与社会严重脱节,好在他们并不是考上了就去当官,还要慢慢熬资历。

但是宋代童年时基本相似,学者叶适曾言‘天下之士,虽五尺童子无不自谓知经,传写诵习,坐论圣贤,其高者谈天人,语xing命,以为尧舜周孔之道技尽于此,雕琢刻画,侮玩先王之法言,反甚于词赋。经文挂在嘴上,便可能有个好前程,廉耻、义命不大顾得上了。’可不同的是这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