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然出战。他们说吕宋与本土远隔重洋，且有强大的舰队保护，不可贸然征讨。须得建造战舰，编练水军，储备物资、谋定后动。而且当前国内狼犬当道、民怨沸腾若斯，大兴兵戈的话，恐怕会引发民变。

大臣们说，吕宋毕竟孤悬海外，无法危及统治的根本，若是各省乱起来，国家就真的危险了。所以他们联名上书，请求皇帝撤销矿监税使，修明政治、与民休息，先将两京十三省的高烧退下去再说。

大臣们对吕宋叛乱的处理意见，是遣使严加申斥，如果吕宋方面是一时糊涂，看到触怒天威，自然会幡然悔悟，自缚请罪。如果吕宋方面执迷不悟，则可激起全国民众的怒火，到时候就算要打仗，民众也会全力支持。

简单说来，大臣们就一个意思——不先把矿监税使的问题解决，别的问题只能拖着。

但在万历看来，吕宋的叛乱太遥远，动摇不到自己的龙椅。用矿监税使摧毁工商业、打击东南豪族，才是维系皇权根本的第一要务，所以他万万不会上大臣的当，在大好的局面下半途而废的。

于是，君臣间又一次陷入了互不相让的死结，征伐之事自然遥遥无期。紧接着，长江以南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抗税暴动，也将朝野上下的注意力，从遥远的吕宋转回国内……嘉靖中叶以来的工商业大发展，带来了一轮快速的城市化。尤其是东南发达地区，城市的数量迅速增多，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深刻的改变了大明朝的社会形态，也改变了许多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与在农村生活的农民相比，城市里居住的市民，对暴政和危机的忍耐力要低很多。这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意识觉醒，思想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他们脱离了土地，一切生活资料，都要靠劳动报酬来购买。一旦遇到经济萧条、商号大面积倒闭，城市中的工作机会便会急剧减少。失去工作的工人，就面临衣食无着的处境。如果再遇上金融风暴，将他们的积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