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有嫂洗了衣裳，晾在界碑上。那古旧的石桩，斑斑点点一脸麻子。灰黑色的衣服披在碑上，疲软地垂下来，时而在风中微微飘两飘。

“嗳，金有嫂，饭吃过没有?”

她抬头一看，不觉慌了手脚。是王同志向这边走了过来，还有一个陌生人和他在一起，也穿着制服。她向来一看见王同志就发慌，使他也觉得不安，怕她应对失当。这一次她回答得倒很得体，“嗳!吃过了。”她含笑答应着。“你也吃过饭了，王同志?”

他并没有听见她说了些什么，就匆忙地替她遮掩了过去，大声说：“好极了!好极了!你公公在家吧?”

她慌慌张张走进大让，嚷着：“王同志来了!”

谭老大与谭大娘满面笑容迎了出来。王同志把他同来的那穿制服的人介绍给他们。“这是顾冈同志，”他说。“顾冈同志是上海来的，来研究我们这里的生活情形。他要跟你们住在一起，过一样的生活。”

他们笑嘻嘻地和顾冈招呼。顾冈有三十来岁的年纪，瘦长身材。戴着黑框眼镜，眼镜框再加上他的浓黑的眉毛，仿佛犯了重。他的棉制服是上等的青哔叽面子，而且是簇新的，看上去仿佛他没有穿惯解放装，有点周身不合褶。他向他们解释，说他是文联派下来的一个电影编导，下乡体验生活，收集材料。

有一个民兵小张同志，是王同志的勤务员，挑着顾冈的行李，气喘喘地从后面赶了上来。顾冈似乎觉得他在这情形下，不能不和他极力争夺，想把行李抢下来，自己搬进去。小张同志又不肯放弃，两人一路扭打着，挑担子的脚步歪斜，几次差一点栽倒在地下。

在土改期间，谭老大家里也曾经住过知识份子，所以他们也习惯了，相当镇静。他们很小心，决不敢向客人道歉，说吃得不好，房子不好，也不说“同志是上海下来的?”一向习惯总是说“由城里下来”，但那是错误，仿佛表示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