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后，赋于自己的安慰总是十分短暂，接踵而至的仍然是恐慌。我深知自己每一次证明所担的风险，我总是感到体内最后的液体已在刚才流出。那时我对自己刚刚完成的证明就会痛恨和后悔。

可是没出三天，对体内空虚的担忧，又使我投入到证明之中。

我身体的成长始终在脸色苍白里进行着，我经常站在南门的池塘旁，看自己在水中的形象。我看到了瘦削的下巴和神情疲惫的眼睛在水里无力地漂动，微微的波浪让我看到自己仿佛满脸皱纹。尤其是天空阴沉的时刻，会让我清晰地目睹到一张阴郁和过早衰老的脸。

直到二十岁时，我才知道正确答案。那时我正在北京念大学，我认识了一位当时名声显赫的诗人。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名人，他随便和神经质的风度，使我经常坐车两个小时到城市的另一端，为了只是和他交谈几分钟。运气好的时候，我可以和他谈上一小时。尽管我去了三次后他仍然没有记住我的名字，可他那亲切的态度和对同行尖刻的嘲弄，让我并不因此感到难受。他在高谈阔论的同时，也可以凝神细听我冗长的发言，而且不时在他认为是错误的地方出来加以纠正。

在这位年届四十的单身诗人那里，我经常会遇上一些神态各异的女人，体现了这位诗人趣味的广阔。随着我们之间交往的不断深入，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提醒他是不是该结婚了。我对他隐私的侵犯并没让他恼怒，他只是随便地说：

“干吗要结婚？”

那时我局促不安，我完全是出于对自己崇敬的人的关心才继续说：

“你不要把那东西过早地用完。”

我羞羞答答说出来的话，使他大吃一惊，他问：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于是我将几年前那个夜晚郑亮的话复述给了他。他听后发出震耳欲聋的大笑，我无法忘记他当时坐在沙发里缩成一团时的愉快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