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没能回去，拖住我的还是我家那个装修工程。在付款前的验收中我发现多处假冒伪劣，于是找来工头口干舌焦地一通交涉，直到第二天傍晚才算达成妥协。我先交些钱，他们也返返工，互相作了并不情愿的让步。

和施工队的艰苦交涉使我差点对姜帆的观念点头称是，姜帆说得也许没错：这世上人与人，事与事，都是交易！施工队接活前热情洋溢的承诺余音未落，对我倍加优惠的关照言犹在耳，可在验收结帐时，居然全像川剧变脸似的，甚至连个甩头吆喝的掩饰都无须再有，表情就瞬时一换。也许阿菊也说得没错，这年头谁要真爱你，也是一时一阵的，如果两个人当中只能活一个，那人人都想自己活！

我到第三天中午也没能把家里这一摊“烂尾”料理清楚，但我不得不扔下一切返回医院。我这样匆忙赶回清水湖的原因并非放心不下信诚的身体，也非急于完成周月交待的“任务”，而是因为午饭后我突然接到李秘书的一个电话，这位一向四平八稳的李秘书用从未有过的慌张，在电话中向我通报了一则让我也不能不慌的消息——凌信诚失踪了。今天上午李秘书到医院准备向他报告给姜帆付款一事的办理情况，不料病房里已是人去屋空。一同失踪的还有信诚的保姆，幸亏那个有力气也有主见的保姆也失踪了，这让人们的紧张多少有了一些缓解，猜测信诚至少目前尚且平安无恙，猜测他大概是让保姆陪着，去了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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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信诚的去向，李秘书说已经有了一些线索，电话里说不清楚，希望我尽快过来一下。于是我没再多问，扔下家里的乱七八糟，就搭车赶过去了。

到达清水湖后我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我所想的那么简单。我在李秘书手中吃惊地看到信诚留在枕下的决诀宣言，这一纸别书使我们放弃了一切侥幸，明确地意识到他真的走了。

附近派出所的警察上午就接到了报警，在我赶到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