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得心里有数。”

于是周月只能顺从，他知道吴队长不是给他面子，而是在给王科长面子，他不能不识好歹，不识抬举。

于是他带着分局的人去了自己的宿舍，王科长也一直从旁跟着。吴队长和他的那帮弟兄“看”得十分仔细，在他的“同意”下几乎翻动了他的全部东西，和正规的搜查几乎没有两样。其实分局这次搜查的最大收获，就是他们刚进屋时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在床边的一张小书桌上，那些缠绵的旧信尚未收起，那些经年累月的旧信如果仅从文字上加以分析，足以认定全是优优写给周月的“情书”。这也是我后来之所以假想周月前一天晚上从清水湖医院回到宿舍以后，曾将这些保存至今的“情书”在灯下彻夜展读的原因。

“情书”被分局刑警队客气地“借”去研究，还打了一张正正规规的“借条”，写明某年某月某日，借阅周月有关材料多少件共多少页张。“有关材料”这个词用的十分奥妙——和什么有关的材料呢？当然是和胖胖被杀一案有关的材料。周月也无权计较这类用词隐意妥否，既然“看看”实际上就是搜查，那么“借阅”实际上就是扣押，那张“借条”也毋庸置疑，实际上就是扣押物证的一个清单。

在我看来，周月面对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面临自己事业前途乃至肉体性命的生死考验，他所表现出来的镇定心态，还是令人相当佩服。因为他只有二十二岁！因为他除了那场并没留下任何记忆的伤病之外，几乎是一帆风顺地成长起来。现在突然被停止工作，处于受审地位，这样的逆境他从未经历，对他几乎与生俱来的自尊是一次莫大打击。但他较好地保持了精神和生活的常态，不管分局是否对他部署了跟踪和监听，他照常喝水吃饭，照常和人说话，照常出门上街，照常使用电话。他最先打出的电话是给优优的律师小梅的，在电话中他知道小梅也在同一天受到了分局刑警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