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人是十年内无犯罪和偷逃税款记录，就能直接减免一半。

税率直接变成百分之二十了，这个条件非常的清晰，没有什么好说的。

再这之上，还有特殊减免条件。

经过布政使司以及礼部审查之后，根据数额和比例的多少，由礼部尚书、宗伯、皇帝批准，可以进一步减免和返还。

这个设置本身也没有大问题。

但礼部审查的条件，以及审批的条件，都非常的模糊。

这其中就存在了很大的“人性化”处理的余地。

说白了，就是很容易滋生腐败。

与此同时，在大明的社会上，越是资产多的富贵人家，政治人脉多半也是也越好的。

最高级的那些近支宗室，都直接能跟皇帝见面请求的。

也就是说，越是富贵人家，越能利用这种“人性化”规划，为自己减免更多税款。

这些人应该都觉得，自己有机会将最后这部分税款也完全免掉。

这应该是也是目前这个版本的税法能够通过朝廷大臣和宗室、贵族们的认可的原因。

这个理所当然的逻辑，与前面的降低免税点的调整，实际上就是把征税的主体，从最富贵阶层向下平移了一段距离。

从最富贵阶层最重，调整到了中上层最重。

那些最富贵的群体，有很大概率可以通过人脉和关系，得到完全免税的机会。

传统贵族，传统多方布局的宗族，基本都有契合其地位的关系网。

反而是新型的商人家族，特别是那些快速富裕的“暴发户”，可能就跟不上节奏了。

财富远远超过了起征点，又没有足够的人脉关系，去完成进一步的免税申请。

他们可能才是遗产税和赠予税的实际的主要缴纳群体。

同时也是触发腐败的关键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