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就在心里生了根，疯狂地生长，一发不可收拾。

郭伟虽然在北京读书，眼界看得宽，但心眼还是比较小。这是我对他的看法。郭伟生怕我抢了他的风头，从宣布迁址开始，他就一直不让我插手，自己东奔西走，我也乐得清闲，管我屁事！

苏西乡不是郭伟的久留之地，他也没心思呆在苏西乡，只要把金镀好了，他就会走，去另外一个县担任副县长或者回市委机关等提拔。我就不行，只能老实守在这里，盼星星盼月亮等祖坟冒青烟。

“老弟，这次你立了大功，迁址成不成功，在此一举了。”郭伟喝下第四杯酒，无限感概地说。

我摇摇手，谦虚地表态：“这些都是在郭书记你的领导下，我们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集思广益的结果。苏西乡迁址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大家集心合力。郭书记你的眼光看得远，苏西乡的发展，你是亘古第一人。”

话说到此，似乎觉得满了，我不好意思地笑，偷眼看一下柳红艳，她却似乎充耳不闻，笑意盈盈地看我们说话。

“奇善啊，五年前，我们兄弟坐一趟车来春山县，五年后，我们兄弟还在春山县喝酒，这是什么？是缘分，缘分哪！”

黄奇善做了几年的团委书记，人变得越来越深沉，对郭伟的话只报以微笑，并不表态。

“你说说，这农转非的事，好办不好办？”郭伟终于直奔主题。

“这个政策是地方政策，好像是地方为解决财政想出来的办法。一是解决失地农民，二是要集资发展某一项事业。衡岳市两年前就开始搞了，有几个县也在做。我们春山县，政策是有，但还没有具体实施。”黄奇善毕竟是常委，对政策的解读比我们高出一截。

“有不有硬性规定？”郭伟眼巴巴地问。

“硬性规定就是出钱，有钱就能办。说穿了，就是花钱买个指标，把身份变一下，从农民变成城镇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