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听到心跳声，我突然抱紧他，咬着耳朵说——我去杀人！

我真的在“咬”，牙齿几乎要把他的耳廓撕下来，他惊慌地将我推开，捂着耳朵说：小心！别留下伤痕！

杀人那天，他可以去外地开会，跟许多人在一起，保证有绝对的不在现场证明，而我去他家杀人！

他把我推开，就要穿鞋往外走，我拽紧他的胳膊，触摸他故意不戴婚戒的左手无名指。

林子粹说不能让我为他冒险犯下杀人罪。但我不怕。他说自己怕得要命。

豁出去了，我板下面孔说：我以前杀过人的。

说完这句话就后悔了——他会不会对我充满恐惧，再也不敢躺在我身边，害怕哪天我就把他给杀了？

杀人不是开玩笑。

眼前闪过七岁那年，老宅的天井里，小白被爸爸砸到墙上，脑浆迸裂鲜血四溅的画面。回头看着窗外的天井，墙头伸出茂密的夹竹桃，似乎也渗透出莫名的血来。

我茫然地倒在地板上，伸开四肢面对着天花板，一如此刻我面对着楼顶上荒芜的天空。

六月，杀妻计划实施。

先购买几支训练用的针筒，又从护士学校弄到一本专业教科书。我故意淋雨着凉感冒，把病情说得很重，专挑男医生撒娇发嗲，让他给我开药打针。我在注射室坐很长时间，打屁股的自然不能看，但仔细观察手臂上的肌肉注射——这才是我准备杀人的方式。

不过，别人给你扎针，跟自己给自己扎针，针孔的部位与角度完全不同。于是，连续两个星期，我在家反复训练用针筒扎自己的上臂，代价是难以忍受的疼痛，以及一个月不能穿无袖的衣服。

我去过他家踩点，悄悄躲藏在角落，把进入别墅区的路线，包括怎样打开房门都熟记于胸。他给我画了家里的草图，告诉我哪些东西不能碰，如何最快地找到卧室，以免在七八个房间中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