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赵盾怎么说，董狐都不愿意修改史书，就要记下赵盾弑君。

这件事，被传颂千年，一直都被当做史官之典范。

同时也为华夏历史的严谨性和正确性，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只是，史官或许会秉笔直书，但是这不代表史官就没有立场。

同样的一件事，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遣词，记录下来的深意就不一样了。

更别提随着中央集权的深入，皇权越来越膨胀。

到汉代时，因为君拜臣，臣拜君的制度还保留，汉家天子还有先秦风范，史官尚能秉笔直书。

到汉代之后，史官渐渐从独立，变成了听当局者而行。

到了明清时期，皇权高度集中后，皇帝更是可以随意改动一些历史记载，将黑的写成白的。

特别是清朝的史官，基本上是皇帝说什么可以记，什么不能记，就怎么记。

司马迁虽然没有沦落到如此地步，可以随心所欲的去着史。

但是毕竟他是西汉人，接受的是西汉正统皇权教育。

他不可能去站在南越国的角度写南越国的历史。

所以很多在西汉中央看来，大逆不道，乃至有损中央皇权之威的事情，司马迁当然不会记。

在《史记》中，南越国是臣服西汉中央的藩国，历代君主继位都是受中央朝廷册封。

但是实际上，南越国几乎独立于西汉中央，自成一国。

并且关起门来都是以“皇帝”之尊领民的。

这些事情，司马迁并不会去详细记载，只会用春秋笔法一笔带过。

而赵胡继位后改的“赵眜”之名，自然也被春秋笔法了。

“哎，要是六国的史书都还能保存下来，不知道会有多少颠覆现有历史的记载出现啊。”

李教授没由来的又感叹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