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注意的是，这个数据里记载的能田者69人，并不是郑里的所有种田的人，只是向官府借贷种子的贫民。

同样，还有一个竹简上纪录了郑里需要纳赋税的人数是72人。

这72人，也并非是郑里的所有人，也没有计算拥有免役特权的人。

这样看，这两个数字如此相近，倒是应该是合理的。

但是，从这两组数字之中，可以看得出来，郑里编户齐民的大部分百姓，都还是贫民，而且贫穷到连种地的种子都需要向政府借贷才行。

而且以田亩数量和人口来计算，就算以每亩高产3石粮食来算，每户人家平均年产粮食也就74石。

而按照每口人每日5升粮才能果腹的最低标准来算，每户人家的粮食需求则有79.2石。

显然，郑里的百姓，就算田亩高产，也不足以让一家人吃饱！

这还没算上每户百姓要缴纳的赋税！

十号墓出土的这批竹简，几乎细致的记载了西汉景帝时期需要缴纳的算赋、口钱，以及每年的征收次数。

例如其中一枚木牍就记载了，市阳里的算钱在二、三两月都收了三次，四月收了四次，五月收了三次，六月收了一次，一共十四次！

不过每个月征收时的算赋都是同样的数量。

比如市阳里二月征收了三次，每次都是112算，四月征收的四次都是109算。

这说明算赋的征收应该是每个月定一个数字，然后每月征收一次，没征收齐的话就再下乡去收。

一户人家一月只交一次就行，并非是多次征收。

但是即便如此，二、三、四、五、六月都需要征收一次，半年就交了五次税，这税也太繁重了。

就算景帝三年到四年是爆发“七国之乱”的时候，算得上是战乱之际，很可能政府临时加征了赋税，但是也不该如此重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