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和份额。”

“积少成多？”

“对，一个人掏三百，一千个人就是三十万。我要募集人们去垦荒，与他们合作，合作是这个计划的核心，我可以团结他们、从中协调，帮助净化土地。但这个合作社没有‘管理层’，因为每个人都是管理层，他们是自治的，在决定公共事务的时候，一个社员拥有一票。即便我作为倡导者，在他们之中也只是很普通的平等一员，是他们在付出劳动力去耕种，所以我不能占有我应得份额之外的东西，而劳动是平等的。”

“这……”

“合作社归人们所有，每个人，每个看到我所发行的传单并且决定动身前往浅木乡的人，他们都能付出劳动、自食其力，然后堂堂正正地享有自己对事务的决策权。”

“我不理解。”

“所以我设计了两个体系，一个是我们的创业，这个是传统的，就像所有科创公司一样清晰。一个则在我的设想中，具有理想色彩的，你说是幻想也无所谓。”徐炀说。

“祝你成功。”田中太郎说，“但是，你要建立的是一个公司主义世界中的孤岛。”

“当一个孤岛变得越来越大，哪一边是孤岛，就说不定了。”

告别田中太郎后，徐炀思考一件事。

从整个文明进步的角度来看，企业家对于一个文明来说到底是不是必要的?

劳动者创造了体力产品和脑力产品，母庸置疑。

企业家则发挥管理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可他们这些基于人类意识的能力，又远远落后于优秀的人工智能，更不能跟面向全球的先进物流、生产管理系统相比。

亦即说是，为了整个文明的健康发展，企业家早就应该勇于自我革新，自己主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他们赖着不走。永远不能期待自上而下的变革，上位者没有动力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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