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脉相承的乡建、乡贤思路。

搞乡约、搞君子治理、搞学校、以学校为乡村的政治中心来建设乡村的那一套东西。当然，泰州学派后期有明显的宗教化倾向，此时大顺这边支持乡建学校乡约这一套的并没有宗教化倾向而已。

至于说对于科举改革这件事本身，两派并无分歧。因为他们虽然叫“通儒社”，但实际上这纯粹是个挑衅的名称，取得就是“杂学不为通儒”这种狗肉上宴席、野味做牺牲的反讽。

包括说，对于科举制改革、以及整体上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方式，两派都认可。

只不过，此时均田派的愤怒，源于均田派认为，大顺改革的最后机会失去了。

即以通过变法、改良等办法，而完成均田、或者说农业盈余强制储蓄强制工业债券和移民债券等来完成迁民的可能性，没了。

他们并不反对科举改革，反对的是这个时间点搞这个。

就像是一个人饿极了，不给个馒头，却给一碗水一样。不是说不喝水就行、或者说不用喝水，而是说时机不对。

这种愤怒和不满，说到底，其实原因很简单——这群人把中西部地区的人，也当成人而已。

否则的话，其实没什么愤怒和不满的。

既不需要救亡图存。

也不需要追英超法。

而且，本身，长江口地区的自然条件在那摆着。

老马说：【在大宗海陆贸易中心……工场手工业找到了国外市场的基地，因而可以说，生产自然而然地以交换价值为目标】

伴随着大顺下南洋、伐日本、打一战，这种纯粹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的生产”，自发就可以演化为大工业。

可以说，大顺之前的手工业，确确实实是靠地租等农业剩余发展起来的。这是基础、底子。

而这个底子，本身就可以认为是一种以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