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大顺出于礼仪，也不好说什么，总不好说忘恩负义才是对的、不忘旧恩是错的吧。

二则，明末大乱后，大顺反击辽东前，朝鲜火枪手和大顺军打过仗；反击辽东后，后金主力覆灭，朝鲜又趁机跳反出兵辽东，抢走了不少人口粮食马匹，想要趁乱把边境向北挪一挪，又和大顺发生了一些冲突。

大顺又被前朝的教训吓到了，疯狂移民辽东，朝鲜也经常越境采人参，和边境地区的汉民采参者时有矛盾；杜锋那样的边军府兵，又时常抢劫朝鲜的走私商队；辽东官员又为了政绩，经常诱惑朝鲜贫民逃亡过来增加人口做政绩。

是以两边闹得很不愉快。表面上的父慈子孝，实际上各怀心思。

这一次征调的朝鲜火枪手在刘钰来到西线后，就跟随松花江水师沿着翰朵里卫城而上，如今正在围攻索伦汗国旧都。

朝鲜叛乱一起，两边都在疯狂朝大顺抛媚眼。

朝鲜王怕大顺认定人参汤有毒；叛乱者希望借大顺之力搞一场白盔白甲报先王之仇的政变，就算政变成功，也得得到大顺的承认才行。

如此一来，左平章军国事在叛乱之前就做出的征调朝鲜火枪手的决策，就让大顺在朝鲜问题上有了极大的主动权。

奴儿干都司的问题，也和朝鲜息息相关。朝鲜就像一把刀，切断了大顺腹地和奴儿干都司的联系。

松辽分水岭的存在，陆路难通；朝鲜的存在，又使得水路难通。如果没有朝鲜，中原王朝还是很容易控制黑龙江、吉林乃至外东北的。

此时见刘钰提及东线开埠提到了朝鲜，李淦若有所思，问道：“奴儿干都司与朝鲜何干？”

“臣以为，请陛下开山东一港，与朝鲜通贸易；开绥芬河入海口之海参崴，为一港，亦可对朝鲜贸易。恰逢朝鲜有变，国朝理应加紧对朝鲜的控制。一则国朝缺铜，朝鲜多铜，可以缓解；二则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