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十分的“仗义疏财”。他们普遍比现今要穷得多，却普遍不如现今的人们对金钱看得那么重。这也是“潘二嫂”当年次次募捐成功的条件之一。倘若今天，纵有十个“潘二嫂”，为着更加能引起人们高尚情操之目的，只怕是十天半个月也未必能募捐到一箩筐钱！修复万里长城啦，中国儿童基金会啦，支援非洲灾民啦，工资二百来元的人，也是只舍得捐出一角二角的。国库卷如不是分配指标从工资中扣除，十有八九的人可能就不买。

一切都今非昔比了。

中国人的头脑不再象“文化大革命”中那么简单了，甚至是变得过分的精明了。因而从前那种“仗义疏财”也是今非昔比了。我有时简直不能不怀疑：这也算是一种“反思”么？我很迷惑……

当年“炮轰派”中有一说法——“范大哥”的理论，“潘二嫂”的口才，冯司令的组织能力。冯司令者，冯昭逢也。他们被合尊为“三杰”。

我们能不觉着是种荣幸么？

“潘二嫂”在募捐时，“捍联总”有好几次可以捉拿她，但据说潘复生有指示，对“炮匪三杰”，没经省“革命委员会”下令，不得捉拿。更不得加以伤害。

在这一点上，公正论之，潘复生还是挺爱才的。他一直到最后，大概仍怀着几分劝降他们的幻想。当然只能是幻想了。

而“潘二嫂”不许我们这些写了血书投奔“炮轰派”大本营的中学生参加那一天大规模的营救行动，无疑是不忍我们也去冒一次出生入死的危险。体现着女性的善良。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仇恨、恐怖、无谓的似乎有理性实则无理性的种种疯狂行动中，的确也时时有良知和人道的光环闪耀。它说明到底毕竟是人而不是疯子进行的运动。是人在干着疯事。

那个带我洗澡的人，又带我们到“炮轰派”家属们的住地，分别给我们安排睡觉的地方。“炮轰派”的家属们，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