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

楚歌对空印案整体的处置方式还是与盛太祖当年的处置方式差不多，但做出了一些细节上的调整。这或许就是国祚稍微有一点点延长的关键。

“我制定了一个耗羡归公的策略，这个策略相比于盛太祖时的计税方式显然是有一些进步的。但再好的策略，到了一百多年后肯定也会逐渐变形。

“此外，我跟方士用的这番对话，应该也会有一定影响。

“因为我此时代表盛太祖说的这番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盛太祖的治国思想，这会影响后代皇帝的治国理念。

“虽然还是免不了会出昏君，但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应该能稍微延长一点点国祚。“看起来，皇帝这个身份的扮演确实与我想的差不多。

“如何处理这些案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理清大盛朝初年的朝堂局势，想清楚盛太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再根据此时的具体情况去解答。

“如果我没能想清楚这一点，那么在反驳方士用的时候，早就已经词穷了。

“如果无法说服方士用，自然意味着盛太祖的治国理念不够清晰，最后的国祚肯定也会大幅减少。’

楚歌一番分析，越发笃定自己的想法

他与方士用的一番争论，其实核心问题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皇帝是否对基层的情况足够了解。如果不了解，那就很容易会被官员忽悠。就比如方士用说的“往返动辄期年”的事情，如果皇帝不知道这些地方到京师实际上只需要不到一个月，那就很容易会被绕进去，只能用官吏们倾向的方式去办。

官吏们确实省事了，但久而久之，这种“省事”的背后会被凿出多大的舞弊口子?那可就不好说了。

第二个是，皇帝到底是跟谁共天下?

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这句话有毛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