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存亡、民族存亡的地步。大明以前这个问题没有暴露出来，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存在，而仅仅是因为大明还没有遇到大的挑战。

到了崇祯时期，受全球小冰河影响，大明连年自然灾害、连年战乱的情况下，以最为尖锐的形式把这一问题暴露出来。在全国受灾面积如此广大，灾民如此众多的情况下，大明可怜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应对。若想要实质上解决饥民（饥兵）作乱问题，要发饷和赈灾，只能临时增加赋税，但结果商税收不到，却摊派到了农税上，导致更多的农业破产，也自然造成了更多的饥民，更多的流民暴乱。

“潘总理，你觉得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当中，赚一两银子，是农人来的容易，还是商人来的容易？”齐天沉声说道：“农人从播种到收获，至少要经历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操劳，还会遇到各种气象灾害、病虫害、农产品价格波动等风险。即使如此，农人最后所获得的收益也是极其有限的。”

“但是商人则不同，他们有着充裕的资本，有着异于常人的市场嗅觉，每月，乃至每年获得的收益要远远高于农人。甚至出于某种先发优势，在一个行业，或者在一类商品当中具有垄断地位，那所获得收益就会更多。在大明，整个国家征收的商税却是少得可怜，所有的赋税全部加诸于农民头上。这几十年来，大明天灾人祸不少，那些活不下去的农人不造反才怪了！”

“听孟侯公（毕懋康）所言，崇祯九年，整个大明朝廷一年收上来的商税只有区区三百多万两白银。但是，你可知道，郑芝龙在最近几年时间里，他每年仅凭海上贸易利润和每艘海舶令旗两千到三千金的收入，就可以岁入千万计。更令人尴尬的是，大明朝廷的市舶税竟然只有四万两白银。潘总理，你说，大明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潘其风此时有些窘迫，他在大明三十余年，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大明朝廷商税少收或者不收，是朝廷体恤百姓，优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