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把这封信拆开，发现这是一封普通的家信，是一个人给另一个好像住在上海的人的信，称呼上海的这个人是三叔，让他好好照顾来投奔他的这个侄子。

这个侄子叫什么、家住哪里，那个叔叔叫什么、住在哪里，信里都没有提及，医院当然也就猜不出来，这个人是谁，到上海来投奔什么人。

最后只好把信放回信封，把信封重新放回衣服口袋里。

如果病人一直没能醒过来，安意也不能总这么拖着，最后只能通过董先生向总部求援。

总部或者重新派来一个交通员过来，或者直接让董先生冒着电台被发现的危险，联系上海市地下党组织。

但是在这个交通员昏迷十五天后，突然醒了过来，事情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这天，市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来医院送药费，他的一个警察朋友陪着他一起过来，两个人准备给医院送钱后，一起喝顿酒。

到了医院后，那个工作人员无意当中跟警察朋友说了这个病人的情况，叹息道：“我们市政府这是要给他养老了，当时要是一下子撞死了，赔偿一笔，就没这些麻烦事了。”

“你这人太没同情心了，人家被撞伤已经够倒霉了，你还盼着人家死啊。”警察朋友嘲笑他。

“其实我这样说也是为他好，你说这样不死不活的多遭罪，还不如死了利索。”

两个人说笑着，给医院财务送完钱后，警察建议去看看那个病人，两人就一起来到病房。

警察朋友很自信自己识别人的业务，让医生把病人的随身衣服和物品都拿来，想要在自己朋友面前显示一下自己高超的水平。

他仔细检查病人的衣物，看不出任何名堂，这些衣服一看就是出自街上最普通的估衣店，有可能证明病人身份的只有那封家书了。

警察拿着那封信翻来覆去地看，逐字逐句地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