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焰。

战事一直持续到25日，遭受重创的第九师团已经无力发动进攻，只好垂头丧气地请求国内继续增援。

路鸣这些日子一直待在蓝衣社研究战报和情报，并且对这些情报进行归纳和总结。

这些基础工作本来属于下面各个处室，不过他喜欢亲力亲为，经过研判得出结论，自己心里似乎更踏实一些。

虽然日军已经动用了陆军第九师团，还装出可能会进一步增兵的态势，但是路鸣却感觉日军的行动已经到了收尾阶段。

路鸣对所掌握的情报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军之所以打得如此凶猛疯狂，其用意并不在于占领上海多少地方，而是特意显示并放大其军事实力，以此掩盖真实的目的。

日本尽管狡诈，真实目的也不难判断：为了在以后的谈判中讹诈中国获取更多筹码。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制造了“天津事件”，将溥仪从天津日租界的住所秘密带出，经大沽口、营口、旅顺后抵达抚顺，随后被接到东北长春。

这期间日本国内政界和军界也上演了一场明争暗斗。

日本外交界一直不同意关东军的主张，他们一直在想法阻挠关东军把溥仪接到东北成立满洲国的行动，可惜外交没能压倒军事。

说到底，还是日本天皇裕仁心存亚洲霸权，乃至更大的野心，这给了日本军方好战之徒有了可乘之机。

1932年2月28日，应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的邀请，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和第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登上英舰“肯特号”，与日本海军司令野村、首相私人代表松冈洋右（后任日本外相）会晤。

双方磋商三个多小时，达成了谅解事项五条，具体内容不赘述了。

这五项事项基本内容就是中日双方军队同时撤退，中国军队撤出筑垒区域，日方军队撤回军舰，中间地域为缓冲区，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