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和坚定性”，就能抵消刘延庆自己弃城逃跑的罪责。

操作得好的话，还能将自己打造成与叛国贼做坚决斗争的勇士，并借此获得新君的赏识，从而东山再起。

其人还以全力应战为名搬进了军营吃住，无事不出营，有事也只以公文来往，坚决不给王黼发难的机会。

大战将起，东京留守司文武官员不仅不能精诚团结共抗强敌，反而因彼此之间的严重不信任而搞起了对立，还向朝廷告起了御状，将丑事闹得人尽皆知。

收到王黼、刘延庆二人的上书，刚刚拥立新君的临安朝廷官员如同嗅到了鲜血的蚊蝇，立即兴奋起来，纷纷就此事上书言事。

先是有人就事论事，弹劾刘延庆骄纵跋扈不受节制，必须严惩；

又指责王黼驭下无术，连一个军头都收拾不了，愧为三师重臣。

此论貌似各打五十大板，看起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实际却是意有所指，绝不是为了和稀泥息事宁人。

果不其然，很快就有官员接过这个话题，并以话术手段转移矛盾，将王黼、刘延庆二人帅将不和的问题原因归咎于东京留守司机构设置不合理。

须知道，迁都临安是前任皇帝赵佶的提议，设置东京留守司也是道君不顾群臣反对一意孤行的结果。

也就是说，朝臣们针对东京留守司将帅失和之事的讨论已经转变了风向，斗争的矛头不经意间便指向了太上皇赵佶，正是因为其人所用非人才有今日之乱。

在尊尊亲亲的封建君权时代，君父的尊严高于一切，就算知道太上皇实际啥都不是，明面上也绝对不能承认这一点。

除非有臣子发了疯，不然绝不敢蛊惑天子收拾自家老子。

所以，东京留守司机构设置不合理之论的真实目标并不是赵佶，而是其人的亲信。

只有拿掉了这些人，新官家才能彻底坐稳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