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红雪松投射在草地上的影子，回忆起自己在它的树叶上数到过的斐波那契数列。今年春天，新的树叶长了出来。令人惊讶的是，它们竟然朝我预期的相反方向生长。

“这篇报道里，我唯一不喜欢的地方就是‘残疾’这个字眼，太不恰当了。”妈妈说，“你在我眼里才不是什么残疾人，这个记者在写之前应该先跟我们谈谈才对。”

“这里没有谈到阳光反射率，”我说，“我认为反射率的结论非常重要。还有，碳固定的问题也很重要。我们应该到树林里去，测量一下那里的碳储存量。”

妈妈叹了一口气。我再次想象自己能把她冻起来，把她的叹息冻起来。这样，我就能听到每一粒小小的空气分子从她鼻子里呼出来的声音。这些小小的分子相互碰撞，水汽从她的嘴里缓慢地蒸腾而出，仿佛一棵树正在呼气。

“我明白，亲爱的，”妈妈说，“可这些问题太难懂了，一只鸟之类的就比较好理解，尤其是一只像大理石纹海鸠这样的珍稀鸟类。”“好吧，”我说，“现在，我能去爬红雪松了吗？”

星期一，我们在学校里谈论了报纸上的新闻。我还把为市议会准备的卡片带去了学校，盖特克先生允许我在同学们面前读这些卡片。我终于能用正确的方式跟人们讲关于鹰树的事情啦，不用像那天在市议会上那样手忙脚乱。演讲非常顺利，斐波那契数列和树叶的生长都讲到了，我对自己很满意。后来，萨拉也上了讲台，不过她没有讲自己是怎么画出那棵树的，因为她不喜欢当着别人的面讲话，甚至比我更讨厌。她在黑板上画了一棵树，然后给班里的每一个人发了一张鹰树的画。这让我非常高兴。

在黑板上画完画之后，萨拉对我说了声谢谢。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对我说谢谢，也许她也很高兴吧？

第二天，我乘巴士回新家——那个有蓝色信箱的新家。斯蒂格坐在我的身边。我和他成了朋友，一直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