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对簿公堂，必要先了解其流程和参与者。

在宋朝的时候，对簿公堂出现的场景其实并不多，我们都看过包青天系列剧，看着铁面无私的包拯每日不停的审断各种案件，这便是文学的夸张，其目的主要为塑造包拯的形象，使其更加的立体。

宋朝无论是骨子还是皮表都是传统的儒，儒皮儒骨，而儒家的思想中提倡无讼。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便是儒家广泛化治理天下的理想状态，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全国上下人人讲信用、和善共处，不出现任何的矛盾纠纷。

因此，当社会中出现了需要对簿公堂的矛盾纠纷时，恰说明当地的官府、教谕再治理当地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那么反馈到中央统治者或者整个统治阶级眼中，便是当地的官府、教谕都存在学术不精的问题，应当予以一定的训诫。

所以在这一时期，衡量地方官府治理能力好不好的标准，不是如电视剧中的包拯那般，每日审断多少案件，而是一起纠纷都没有。

真要是天天打几场官司，那包拯早就被撤职流放了。

你得把地方管理的多么糟糕，才会天天都有刁民之间龃龉丛生，苟且不断？

“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已无讼为贵。”这是朱熹在基于当时宋朝背景下说出的总结语，足说明大宋对于矛盾纠纷的一种处理态度。

地方也好、中央精神也罢，在面对民间的矛盾纠纷，希望的不是通过诉讼和对簿公堂来处理，而是希望在过堂之前就通过调解甚至是官府、民间一些有威望的人来化解掉。

这也是为什么骆永胜的骗局败露之后，曹德贵等人还三番五次的去寻侯三，希望后者可以出面，在这件事中，双方尽量寻求一个较为平和的方式来处理掉，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想见官。

从这一角度来出发，骆永胜这个外来者，是破坏了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