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无法劝慰，因为谁也没有食物和温暖给她。我也顶不住了。我主要是冻得不行。我的脚因为扭伤瘀血而血流不畅，已经整个地青紫，那寒冷的感觉是一种钻心刮骨的感觉。我咬着牙。我的头不由自主地没有规律地晃来晃去，一如风中的芦苇。语言在这个寒冷和饥饿肆虐的车厢里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这个时候大毛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大毛毅然地拿起了我的脚，脱下我的棉鞋，将我的一双冰疙瘩脚揣进了他穿着军大衣的怀里。我飞快地看了看四周的知青同伴，说：不！我想这下可糟了！这一下日后肯定会有人对我和大毛的关系议论纷纷了。我着急地再次说不。大毛对我的“不”坚决地摇了摇头。我用力抽我的脚，抽不动，我的脚被大毛用力握着。不一会儿，大家纷纷效法大毛，自动地分成两个人一对，互相把脚伸到对方怀里，其中不乏男女混合的对于。我释然了。二十岁的我那时候总是异常地谨小慎微，被“文化大革命”搞怕了，对大多数人群的意志总是盲目的敬畏和服从，通俗意义上正确的东西总是能够给我以安全感。我示意大毛，要他把他的脚给我，大毛再一次地坚决摇头。然后，他把目光掉向了别的地方。

夜里十点多钟，我们的卡车进人汉口。看见汉口的密集灯光，我们欢呼起来。

大毛说：到了吗？

我告诉他：到了汉口，我们很快就要到武昌了！

但是，大卡车过长江大桥移动得非常缓慢。武汉也下了油凌。我们掀开了车篷的门，看见大桥上有许多解放军战士在敲打桥面上的冰凌，还有市政的卡车在往桥面上撒盐。又用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大毛的脚冻伤非常严重，冻疮开裂流出黄水。后来的十几天里，他对他一双缠满了白色纱布的脚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足够宽大的鞋可以供他使用。大毛发誓说：我将来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城市！

在大毛的脚能够穿到鞋子里面去的那一天，他就坐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