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也普遍存在忧虑，担心司空府如此慷慨，实是行引蛇出洞之计，目的就是要将葛氏这些年暗中发展的水上力量都集中到明州，以便有朝一日能一举歼灭。

特别是司空府明令允许两浙东路在明州设立市舶司的时机，是在取得歼灭东路虏兵主力以及收复京东东路、河北路及燕蓟、河东路等失地之后，怎么看都像是徐怀要为最后的夺权篡位，着手扫平内部的障碍了。

在逃京事变之后，司空府起初并没有直接往钱江以北的杭州、湖州等地派驻多少精锐兵马。

王番出任浙西制置安抚使时，仅有两都直辖于司空府的嫡系精锐随之进驻杭州；当时甚至就连作为江南东路的监司驻地、旧都建邺也仅有三四千精锐甲卒驻守。

驻扎于润州、扬州等地的水师精锐，也主要是防范虏兵水师有再寇长江的可能。

不过，待颍州大捷之后，徐怀先调唐天德出知杭州，协助王番加强对钱江北岸地区的控制，之后又调唐青出任两浙西路兵马都部署，进一步加强对浙北地区的军政控制。

这时候杭州、湖州等地，明面上依旧没有直接增加司空府直属的精锐兵马，但在唐青接任浙西路兵马都部署前后，这些年来从浙西地方征调、参与防线战区轮戍以及收复的军将武吏，开始大规模回归地方。

在唐青的主持下，又有两千多回归地方的军将武吏参与了从兵马都部署司到州县的兵马都监司、县尉司，再到广泛增设的巡检司及军寨较为彻底的重构，初步形成不同以往、体系更为严密、有较强战斗力的地方治兵体系。

一方面司空府在河东、河北以及关陕等地追亡逐败，不断取得针对赤扈人的关键性胜捷，另一方面司空府对浙西、江东、荆南等地的地方控制日益严密，葛伯奕、魏楚钧、葛钰、罗望等地也日益感到勒在脖子上的绳索变得越发紧固起来，却苦无对策——秘密遣使联络西秦路，发现高氏也有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