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委蛇也行。现在我对你们的所有要求就只有一个，保护自己。”孙立恩对自己的同事们认真叮嘱道，“保护好自己，才能去帮助别人。”

“我们哪儿敢跟病人动手啊。”袁平安打破了沉默，“大不了就跑呗。”

“其实咱们真未必需要跑。”周策反驳道，“外面一堆病人等着看病呢，真要打起来，咱们人多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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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恩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在其他地区已经出现了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偶发冲突事件。比如对防疫工作的不理解、因为精神极度紧张而导致的反应过度、甚至只是因为没有及时得到回应都有可能让正常人已经绷紧到极限的神经绷断。他自己就在北五区见过这样的病人。在临时icu还没有完全搭建好的时候，和上着ecmo的沈老爷子一起住在同一间病房里的一位阿姨崩溃了。她不断要求转病房，并且称躺在病床上陷入深昏迷并且还使用着ecmo的沈老爷子“闹”她。

具体是怎么闹的这就不好说了。说不定只是因为心跳太过嘈杂。反正孙立恩心里打定了主意，任由这位阿姨崩溃一会。要么等她累了自己再开始劝说这样才比较有效果，要么等她累了且继续崩溃，这样用地西泮才更容易一些。

现在想起来，孙立恩有些惊讶于自己的选择。他一直觉得自己不是那种……能够看着一个人陷入痛苦却无动于衷，还能考虑一下怎么处理比较省事儿的人。

不过几秒钟之后，他还是决定放弃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中国人，孙立恩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有一个固有观点——生存权高于一切。人能活着，比能活的舒服更重要。

医疗资源不够的情况下，要医生们给与每一个患者同样的“人文关怀”是一件不切实际的期望。不管是在当时的北五区，还是在现在的鹤安医院发热门诊，孙立恩的第一反应永远